今天,我们活着的人该怎样的去读历史呢？ 

海外的胡平和大陆的王康是同龄人，他们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
宗教。我后来不断引用了这个说法。历史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似乎高于其他民族。
你可以想象西方民族是一个理念的民族，犹太人是一个信仰的民族，印度人是一个
出世的民族，穆斯林是一个圣战的民族，但你却很难想象中国人跟他们有多少类似
之处。中国人的特点是入世的，历史的。历史在中国人心中有着极高的意义。 

中国人缺少宗教，准确地说，缺少形式宗教，缺少外在的超越信仰，但中国人不是
没有超越的时刻，不是没有道德的坚守。在别人那里，由宗教提供的东西，我们这
里，由历史提供。我们相信，人可以通过他的德行、言论或功业来成就一生的价值，
来流传后世。我们不相信末日审判，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和其它文明古国相比，中
国有着最悠久、最丰富、最连续、最完整的历史记录。按照胡平的说法儿，跟其他
国家的史书相比，中国的历史写作至少有两个特点：1、它坚持真实性，不畏权势，
秉笔直书；2、它强调道德裁判，春秋笔法，意含褒贬。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一百多
年的现代转型，这种史官文化，这种史书写作传统仍未中断。即使有意识形态史观
或党派史观的横切和阉割，但中国人仍接近并洞察到了历史的真相；比如抗战、抗
美援朝、反右、三年灾害,文革等等，有这些或那样的禁区，但今天的中国人仍像无
师自通地了解和理解了那些历史阶段的真实。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对历史或历史写作的这种信念，相信历史所具有的审判和拯救功能，可能是中国人
的生命哲学之一。像孔子之道不行于世的时候，他就退而写史，他作春秋而乱臣盗
贼子惧。像司马迁遭受男性奇耻大辱，隐忍苟活，也在于他相信历史的拯救，他可
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以待来者。秦桧设计害岳飞，一度犹豫不决，怕死后遭唾
骂。像文天祥从容就义，他的精神支柱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文革中，刘少奇遭陷
害，百口莫辩，只能用一句话安慰自己及妻子儿女，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至于其
他人，陶铸、彭德怀、陈毅这些人，他们也曾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一个党或一个领
袖，但在他们最后的日子里还是把自己存在的价值托付给了历史。 

对历史的这种信仰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7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
时期，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第一次访问中国。周恩来接见了他，在会见后送
客时，周恩来突然走到他的跟前说：“竹入君，我们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
说罢转身就走。竹入告诉李慎之，他当时分明看到周恩来的眼里噙着眼泪。比如80年
代，陈云针对党内保守派用扣帽子的惯用手段打压对手时说，难道过几年还要我们
再去给人平反吗？ 

李慎之(1923-2003)当代中国思想界有所谓「南王北李」之说，王是上海的王元化，
李是北京的李慎之。此外，一些青年学者亦推崇庞朴和汤一介，其学问和人格都受
尊崇，或许可说是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四大天王」吧。李慎之原来是周恩来英文秘
书，但在反右及文革期间受了不少苦，平反后因其特有风骨，很受敬重，其一句
「不在刺刀下当官」的话，也常被知识分子传述。其气态沉稳勇锐，头脑极清晰，
有虎猛之势。他气度温文内蕴，不多发言，一发言则必有洞识，如云中潜龙之出没。
李慎之提醒中国切勿以自己为中心，那将成世界的祸害，故须视自己为多元中的一
元。在中国目前失去的是「灵魂」，必须重寻上天放入心中的良知判断准则，而建
立人类和好之道。 

这种对历史的信仰，其功效甚至大于对宗教的信仰。当宗教都被历史进程打压奴役
时，人们就会本能地信仰起历史的正义。比如俄国虽然有东正教，但东正教在极权
主义横行的历史时期低头了。1943年，阿赫玛托娃在列宁格勒监狱服刑时遇到一个
女人。那女人“嘴唇冻得发紫”，完全有可能从未听到过女诗人的名字， “她从那
种我们每个人常见的麻木中惊醒过来，把嘴唇凑近我的耳朵（那儿每个人都是低声
说话的）问道：‘你能描写这儿的情形吗？’”阿赫玛托娃回答说：“我能。”于
是，一丝朦胧的象是微笑的表情掠过了这张曾经是人的脸孔。阿赫玛托娃执行了她
的诺言，跟索尔仁尼琴一样，他们的经典写作，诗歌、小说，都是上个世纪人类最
伟大的历史叙事之一。 

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我晚上坐出租车回家，司机突然问我知道不知道王丹、
陈子明，我说我不仅知道，也在最近几年见过两人；司机一下子显得很激动，他滔
滔不绝地跟我说他的生活，他常听BBC，对社会细节的了解很多。他说像他那样的人
这么多年生活得太苦了，知道很多事说不出来。他还跟我说，他是胆小，怕事，他
知道特务满城走，但司机中也有了不起的汉子。有一个司机，玩世不恭，有一次拉
了一个胖子，胖子牛哄哄的，说是主席的孙子；司机就说，中国的事就是你爷爷搞
坏了。孙子不服，要教育司机，最后司机把孙子赶下车了。我遇到的这个司机跟我
说了一路，最后分别的时候，真的像是舍不得，他也不愿要我的钱。我知道，他不
晓得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理。他其实是以自己的生活证实了我们中国人历史
感的存在。 

说白了，从中国人的理解来看，历史就是人心，就是人性。今天的题目是可以置换
成我们怎样读人心人性的。对历史的信仰就是对人心的信仰，我们相信自己作为人
的价值。这种历史感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它内在于人，它更朴素本真，所以它比依
托客观外在的知识、上帝更有灵活性，它经常在危机时刻进行救济，比如西方人遇
到危机的时候，上帝死了，作者死了的时候，他们也要诉诸于历史的审判。 

因果论式的历史感及其文明机制这种历史感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对自身存在和世界的
看法。关于人对世界的看法，按传统的划分有这么几类，认知的、意志的、情感审
美的。涉及到人类的话语言说方式，就是科学叙事、历史叙事、审美叙事。别人也
有历史感，只是他们的历史感跟中国人的历史感侧重不同，对这些人类心智世界的
侧重强化，导致各个传统文明相似而又彼此不同。比如西方人的历史感是一种知识
论式的，他们强调历史可以抽象出客观规律，抽象出理念或绝对精神来；信仰民族
的历史感是一种宗教观式的，他们强调总体性审判，末日审判，他们相信历史有一
个神正目的，有一个彼岸的超越性的存在。当然，向上的路跟向下的路是一样的。
各个传统文明向高端前行，最终是相通相融。尤其是现代化以来，各个文明的差异
性越来越小了，全球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承认，各个文明的同质化程度会越
来越高，而各个文明内部的个体差异性会越来越大。因此，我们说中国人的历史感
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 

单纯地看历史感，尤其是我们把这种立身处世的感觉跟其他文明的感觉相比，我们
可以说，怎么评价中国人的历史感都不过分。 

它当然是一种文明观，一种世界观，一种宗教信仰情怀，又是一种方法论，一种人
生态度，一种伦理态度。(跟那些把一切关系建立在客观世界之上的民族不同，中国
人更注重自身的修为；跟那些把一切关系交给上帝的民族不同，中国人自己可以审
判一切。像孔子说的，求仁得仁。像王阳明说的，我心光明，夫复何言？跟那种讲
求真伪美丑的民族不同，中国人觉得真伪美丑就在历史里写着。跟知识论、宗教观
的历史感相比，中国人的历史感要更包容一些，它更入世一些，更少偶像崇拜。历
史感可能缺乏求知狂热，也没有神正目的论关于世界和人类方向的想法，但它的关
怀更自觉具体。它是把祖先和历史人物事件召来，一起参与自身的现世成就，所以
它更亲切更有人情味。 

那么，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说明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感跟知识论的历史感、跟宗教观的
历史感之间的差别呢？我想过这个问题。虽然这几种人生世界观在终极问题上一致，
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但在具体的人生实践上，在表现
形式上还是有些差别。不用说，大家都同会理解，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感是伦理的，
我们把生命看作是跟宇宙万物有关系的，人在宇宙中。但我今天对这种伦理的历史
观更强调其中的一方面，即我们的历史感是对因果论的敬畏。这种因果论大于西方
人说的因果律，也不同于信仰民族所说的末日审判。这种对因果的敬畏，既出自本
能，也出自理性，更出自人的良知良能。 

宋美龄有一篇非常漂亮的小文章，说的就是行为决定命运。她写道：如果过去的日
子曾经教过我们些什么的话，那便是有因必有果--每一个行为都有一种结果。宋美
龄甚至说，这种想法是宇宙的道德基础；它不仅适用于今生也适用于来世。If the 
past has taught us anything, it is that every cause brings effect─-every 
action has a consequence. This thought, in my opinion, is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the universe; it applies equally in this world and the next. ( 原文) 


对因果论的敬畏，中国人的表现是非常可敬可爱的。就是说，中国人在社会上的言
行蕴含了某种敬畏。即使他们一朝权在手，他们并不自大自恋，而是表现出某种谦
卑。我的非常道里收了很多这方面案例，比如说这些故事。 

--张作霖在孔子诞辰的时候，会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去，向老
师们打躬作揖。张作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
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龙泉寺，陆建章负责执行。陆说袁曾手示八条保护太炎，
如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毁物骂人听之，物毁再购；
早晚派人巡视，恐生意外，等等。陆建章对人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黄巾
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
巾之不如了。” 

--韩复渠曾视察青岛大学，由青岛市长沈鸿烈陪同。沈市长介绍时说：“主席，这
是我们自己的学校，你不必客气，有什么指示，尽管吩咐。”出人意料的是韩主席
没有什么指示，他只嘿嘿了两声之后慢条斯理地说：“我没有什么话说，各位老师
都教得很好，很好，很好。” 
　　 
--当中共领袖得知白求恩染病消息后，立即下令全力抢救。周恩来密令上海地下党，
一定要弄来延安没有的抗生素盘尼西林以及其他必须的药品。地下党负责人万般无
奈，最后硬着头皮去找上海闻人杜月笙帮忙，杜看了单子后半晌没说话。地下党负
责人有些着急，一字一句地说：杜先生如果肯帮忙，我们是绝不会忘记的。杜月笙
说：这次药单的确有些难办，与以往我帮忙的小事儿不一样，不过人家一个外国人
能不要命地来帮助我们中国人打小日本鬼子，我们中国人自己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请明天晚上黄浦江口接货吧，所有费用就算我捐助了。 

--1962年6月一天，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泽东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邓子恢、陈
云等人的右倾举动？刘一向顺从毛，此次竟“有些动感情”地顶了毛：“饿死这么
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对因果论的敬畏，中国人的表现也是相当可畏可怕的。 

比如在过去，中国人一旦在原始积累时昧了良心，他肯定会想办法弥补的。我们经
常提到的案例就是，一些江湖郎中，走村串巷，一旦看上一个民风淳朴的村子，他
安下家，比如给井水里撒点药，让村里人得点病，他来医治，这样积累起家业；到
了儿孙长大时，他要么做善事，要么劝儿孙搬家；为什么，因为他相信报应。 

比如千家驹，浙江金华第一个共产党员，大经济学家，后来被批斗，他买一瓶二锅
头到香山鬼见愁自杀未遂，说两句牢骚话，儿子都给他告密，他为此反省，认为是
自己前半生狂热革命而泯灭人性的报应，他还说过吴?。深入在民盟内中共秘密党员
吴?和盟内的左派批“章罗”之疯狂狠辣，使千家驹为之心冷。当他后来写到吴?时，
说道：“没想到文革中他被毛整得比章伯钧还惨，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难道不是因
果报应吗？” 

1997年10月11日，在纽约由中国大陆学者和留学生发起并主办的“辛亥革命纪念大
会”上，金尧如拥抱着主讲人辛灏年流泪，这位有着近60年党龄的中共老干部、前
香港《文汇报》总编辑痛言：“我少年时相信共产主义，那是患的少年幻想症；如
果我今天还相信共产主义，那就患的是老年痴呆症了。” 

对这种因果论的敬畏，理解得最深的可能还是那些社会化程度较高的人，那些对社
会的其他成员有更多支配资源的人，比如毛泽东，他曾经流泪，因为他想到中国人
说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去年曾流传的蒋公和毛泽东后人的对比照片，使人对
因果论有更深的理解。我也经常引用俄国人的例子。当代俄国最着名的富豪之一，
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他少年时代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物理学家，
他在苏俄转型的年代发了横财，但他承认自己无能面对人性的阳光，“我不能说我
是一个绝对正直的人，是所有人的榜样。”古辛斯基承认俄国人的黑暗、肮脏和丑
恶，“任何一个从1985年之前的这个国家熬过来的人，或任何一个1985年之后建功
立业的人都不能说是。我们都有对我们的孩子难以启齿的事。”这也是一个对因果
有着敬畏的人所说的话。 

说到因果论，你们可能还会想起北岛的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
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北岛的诗在当时之所以有那
么大的反响，也是因为他激活了中国人的历史感。这些史观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当
然有很多漏洞和不足，所以，个人史观仍在党派史观的极权笼罩下发挥了自己微薄
的作用。这些史观我们可以数得出来的不多，比如民国的时候有李宗吾的厚黑史观、
梁启超的大历史观、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史观、雷海宗等人的史观。
 

最近二十年来，在个人史观方面有所阐述的仍是非常少的。我们数得出来的，柏杨
的“酱缸”文化说，大家是很熟悉的，他认为中国人的文化和历史是一个大酱缸，
不能流通，不重视活的生命。 

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说，他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未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封建专制
的历史那么长，就是因为中国社会有一种超稳定结构。孙隆基的深层结构说，则是
偏重于文化层面来揭示中国人的丑陋。 

还有一种苏晓康的大陆文明说，即说中国文化属于大陆型文化，今天要开放就得引
进海洋文化，就得习惯海洋文化。 

这些说法大同小异，都是要指出中国人、中国历史或中国文化的不足，以求得更大
进步的努力。他们都属于历史主义史观的范畴。 

属于这一范畴的还有唐德刚和黄仁宇。唐德刚在宏观上提出了中国国体“转型论”
之说，这一“转型论”在90年代差不多成了海内外社会科学领域最流行的一种理论。


“转型论”将我国自西周以来的社会历史划分出两个转型期，第一个转型期发生在
秦以前的战略阶段，由公元前4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
间（公元前86年前后），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转”了二三百年之久。“转型”
的标志可以概括为12个字：“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转型之后的中
国，照唐德刚的说法儿，是千年不变。第二个转型期发生在“鸦片战争”时期（1839－
1840），秦汉模式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逐渐维持不下去了，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
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在这一转型期，中国历史几乎十年就要
变一变。这第二次转型期被唐德刚喻之为“历史三峡”或历史的“瓶颈期”：“中
国的近代史就如过三峡，非两百年不为其功，现在已快出峡，约再有三四十年，中
国的近代化发展就能走出坦途。”黄仁宇也是大历史观，他的史观认为每一阶段的
历史都有它在大历史中的任务。比如他说蒋介石时代，中国人完成了上层社会的整
合；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完成了下层社会的整合。 

唐德刚─胡适的传人, 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安徽合肥
人1920年生于安徽省合肥县西乡山南馆唐老圩，德刚幼时在私塾念书，旧学邃密，
十多岁即已圈点过一遍《资治通鉴》。1939年秋他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
更名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黄彰健等人同学；此一时期的中大历史系有“沙坪坝
的黄金时代”之说. 194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44年在安徽学院史地系讲授《西
洋通史》。1948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曾讲授
《汉学概论》、《中国史》、《亚洲史》、《西洋文化史》等课程，并兼任哥伦比
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7年。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2年。
曾任纽约文艺协会会长. 唐德刚的散文可读性颇高，旅美学人夏志清教授誉之为
“唐派散文”。和当时人在纽约的胡适则为忘年之交，有师生之谊，曾着《胡适口
述自传》（1981）、《胡适杂忆》（1979）。他曾参与发起在全球征集一亿人签名
要求日本偿付战争赔款的运动。 夫人吴昭文，是中国国民党元老吴开先之女。 

鲁迅的价值观和胡适的价值观之比较,就显示了不同的人格: 

胡适对苏俄十月革命抱持的态度是“同情之理解”，他说：“俄国的大革命，在经
济方面要争取劳农大众的利益，那是我们同情的。”但下面话锋一转：俄国大革命
的“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上
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
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地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
了一个人的专制。” 
在西方，民主政治是一种“政党政治”。它的基本条件，就是有两个互为作用和互
为反对的政党存在，一在野，一在朝。而暴力革命已经破坏了反对党存在这一民主
政治的最基本的条件。 

鲁迅是革命的盛赞者，他的名言是“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如果说胡适不赞成
革命是担心革命后的暴力因其惯性而刹不住车，鲁迅担心的却是革命后暴力没有贯
彻到底，以致功亏一篑。1927 年，鲁迅写下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文中涉
及俄国革命，他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
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因为，敌人只是
被打败了，但是还远远没有被彻底消灭。”鲁迅盛赞：能说出这种话，“俄国究竟
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并由此及彼，把十月革命的经验引入到
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前年，我作了篇短文，主张‘落水狗’还是非痛打不可，就
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只是
他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容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
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
 

今天,我们活着的人该怎样的去读历史呢？